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為什麼一個藝人會瞞著公司，做些兼差？

      對香港人而言，這件事好像很普通。像我這種人，在這個世代，被稱為是slash（斜杠青年），一份工作已不能滿足我的經濟及事業興趣需要，所以我有很多個不同的身份，或是分身。我是一個寫書的作者，專欄作家，臉書專頁的管理人，在大學有教課，社交網路的市場推廣公司的主管，也是一個小型網頁的創作總監，還有為不同的朋友打點他們工作上的小事，這些建構了我的工作日程。因此，我從不是一生人只服務一家公司，做一份工作的人。而當有人問我，為什麼你不只是做一份工作的時候，我都會回應，因為我需要多一點的錢，去支撐我的生活。

      一份工作，其實不夠支撐。説一個簡單的故事，在香港及台灣，做傳媒的工作，薪資是出奇地低的。最近有一個台灣朋友説了一個笑話，説做設計師，第一年的月薪，入行的時候薪水差，22000台幣（約5500港元，約70000日元）。過了十一年，升至什麼創作總監了，薪水都是35000元台幣（約8500港元，約12萬日元）。到第十二年，這位設計師接手家庭的「東山鴨頭」滷味店，月入就120000台幣（約30000港元，約42萬日元左右）。只要大家放棄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比較可以生活的收入了。

      香港呢？我2002年在香港大學畢業，初入行成為記者，由於聘用我的是一個我在大學時代已幫她工作的前輩，她已開價很高，是13000港元。而我的同學，做一些自覺很有名望的報章，入行之時，是10000港元（約14萬日元）。而今年，2019年，有學生告訴我，那份有名望的報章招請記者，入行的薪金，是12000港元（約16萬日元）。有讀者私訊過我，説他做了二十年的體育記者，離職之時，薪金是27000港元（約37萬日元）。這樣的薪水，在香港的生活指數之中，不要説是「自住」了，就連基本供養父母，即我們説的「交家用」也不會足夠。從2002年到2019年，一碗雲吞麵的價格由20港元升至40港元。吃一個茶餐廳的早餐，就由25港元到40 港元。房子的價格，就更加是翻了四至五倍。這樣子的薪水配合這樣子的物價水準，香港人還沒有鬧暴動，倒也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奇蹟。

      要不是多做幾份工作，又怎可以留住一點生活的基本尊嚴？

      所以，當我看到吉本興業的藝人因為跟「反社會團體」、「私接工作」兩點而被罰，甚至搞出「你要開記招那我就把所有涉事搞笑藝人都解雇」的戲碼，我都覺得很困惑。所謂「仕事」，可以用來糊口的，才可以叫是「仕事」吧？我倒是想知道，為什麼這些年來，不斷的簽新人，要他們經歷「下積時代」，挨窮挨苦，一場舞臺表演就只有500日元。美其名是蓄積人生經驗，實際上就是把人放入一個絕對的森林定律環境中，好等他們可以把他們的渾身解數全力投球，跑出來的就可以乘上白金升降機飛黃騰達，搞不定的就自行回歸平淡。而不為薪水工作的工作，我會理解為「興趣」吧？當搞笑藝人都只是兼差，賺不了生活，每一個人都要打工才可以「追尋夢想」，有誰會投時間到這些技法上呢？

      這二十年，香港經歷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在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報館、電臺、電視臺都沒有合適的中堅記者去面對大新聞大事件。傳媒大多只會報道「官員」説什麼，情況就像官員發新聞稿沒兩樣。這樣子的報道，只是傳聲，不是報道。但很可惜，就是這種薪支結構的問題，整個行業都被一小撮只看朝夕不理大局的自私媒體老闆玩死了。搞笑藝人倒也可以有演藝界大哥們為他們挺身而出，盡力改革一下公司的制度，去令新人有多一點尊嚴或時間走下去。但香港和台灣呢？

      最近，我聽到一個很沮喪的消息：原來有網路新聞的記者，是義工。原來，我們根本已不需要記者。抑或是，人類已進化到可以自行光合作用維生，而不需要再用錢生活。

      阿門。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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