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我是一個沒有青春的人。

     小時候，我的父母都一直跟我説，家貧，一定要念好書。我有一個舅父，他唸書好厲害，他是早​​年的香港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結婚生子，四仔主義的支援者，女兒，即是我的表姐都是念名校的。都是優秀的人，在社會的定義中，絕對地，不可置疑地優秀的人。

      我媽看著他，也許就是最成功人士的代表了。所以，她一直著我念我，當男生一定要英文數學都要好，英文數學都好，你才會是一個有用的。他們相信的教育，是一種英才教育的迷思，就像日本戰後的教育媽媽，教育人生花道之類的想像：只要你好好的念，念到一個位置，入了好的小學，就可以進好的中學。在好的中學，就可以考好試，考進好的大學，那你即使是一個工作能力普通的人，你都可以過中産的生活。那就是所謂人生的花道：春天賞花秋天看紅葉冬天去洗一下溫泉，過年的時候擠一下新幹線回鄉見一下老父老母，再花盡一生的力氣做一份你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做的工作，跟一些你根本不在乎或是不喜歡的人喝酒打鬧，養活自己的那個叫「家」的包袱，直至退休，然後又不知道自己時間如何過，還可以做什麼，然後一直等著，就是死。

      我是一直以為，讀完大學，一切就會很美好。所以我一直都沒有青春：我沒有心如鹿撞的戀愛，也沒有同生共死的「運動場上」戰友。我的少年時代，一直都講義和考題之中。

      直至沙士（SARS，非典）之後，我的青春，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才出現。

      那是「實現夢想」的一段時間，很青春。

      2002年，我剛剛畢業，那時候，我以為我自己會直接到日本赴學。那時候，是因為畢業的某種迷失的狀態：我終於完成了父母的期許了，他們看到我大學畢業很高興，就好像是他們人生最厲害的成就。但是，我還是在想，我念的科系不是「專業」的科系，跟我同宿舍的朋友不同。他們在香港，選擇了很清晰的路，他們有一個專業的資歷，會計師、律師、醫生、牙醫，他們可以進入一條明顯的路，選擇只有一個：做或不做，沒有「做什麼」的難關。而我念的是新聞系，新聞畢業生的薪水，在香港是出名低的。我的同輩，即今年30後半左右的，若然仍在當記者，月薪有兩萬五千到三萬港元（約42萬日元），已是不錯的收入。但他們也幾近肯定難以在香港置屋租房的。在香港，市區的小單位，一房，約300呎左右的，都要15000～18000港元（24萬日元左右），會佔他們的月入一半以上。

      這樣子的生活水準，錢帳面是賺多了，卻不可以生活下去。於是我一直在逃避，希望自己可以有多一點選擇，也等自己一直完成某一種夢想：「會説日語」這個夢想，就考了獎學金（我之前説過我家貧的），準備留學。但不知道為什麼，大學的申請部門那個行政官員，可以「忘了」把我的申請書投到日本當局，即使他們決定收錄我（指導老師，大學部門都答應了），就是因為大學當局的那女人，忘了把我的申請書投到日本，我的獎學金沒了，我的留學大計也沒了。而在那一年，我被迫留在香港。他們的處理方法也非常簡單，沒有要求我要簽什麼保密協議，只是説下年會為我們申請，一定會申請到為止。就這樣而已。

      我帶著一個不知道會不會實現的「承諾」（親愛的你應該知道我在去日本留學之前，都以為日本人會很注重承諾的民族。但後來我完成學位之後，念的書告訴我，你得要明白民族論述的盲點，就是很容易忘卻人的多樣性。正如我們以為日本人都會很聽話，君不見有兩位於2020年從武漢回到東京的日本人拒絕入院接受檢查或隔離嗎？這樣子的論述是有局限性的），在香港待了一年，那時候，我們經歷了沙士。

      全香港，七百萬人，不知道為什麼，天天擔驚受怕，生怕自己會有一天走不過去。

      那時候，我們記得什麼？有一種悲傷是，我們天天上班，之後趕著回家。天天看新聞，都追讀報道：看著那個天天加長的更新地址列表，自己住的大廈，會不會成為「中獎」名單？每天回家，都只可以追看新聞臺的反覆重播，在網路用的溝通軟體叫ICQ，要寫部落格頂多是xanga 或是個人新聞臺，然後我們聽到一個叫張國榮的歌手跳樓身亡。整個都市，除了憂傷，還是憂傷。原來，面對這個病毒風暴，香港人也好，全世界的人也好，都只有等。戴上口罩，只看到眼睛，人與人的距離很遠……想不到的，或是想像不到的，是我的人生，要再一次經歷沙士。

      只是更大規模而已。

      我的第一個變改是：我更立下決心，一定要做一件「青春」的事。我去了日本唸書，不再理會，沙士後的香港……

      沙士後，有什麼改變嗎？香港人，有因為我們在生與死之間的距離那麼近而有什麼變改嗎？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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