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不改革就掉進陷阱
2013/12/09
中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重視市場經濟的改革方針。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就此採訪了參與此次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
記者：李克強總理最近表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已經結束了，將進入穩定增長的時代。穩定的定位是什麼？
鄭新立：李總理説快速增長期結束了，他是指的兩位數的增長結束了。我認為，通過我們三中全會的改革，釋放活力，到2030年之前我們有可能把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因為只有保持在8%左右，我們才能夠實現十八大提出的雙倍增的目標。
日本人在70年代搞了個倍增計劃，收入倍增計劃，對中國人的影響很深。我們這次提了雙倍增，而且我們提的是每人平均收入十年要翻一番。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有相應的增長速度。
對於未來十年、二十年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到2022年我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0年每人平均GDP達到1.7萬美元，對實現未來的發展目標，起到重要的保證作用。1.2萬就進入發達國家，1.2是2022年，我計算到 2030年達到1.7萬美元之後速度才明顯下降，根據日本、南韓和台灣省的經驗，每人平均GDP在17000美元之前都屬於快速增長期，到了17000美元速度才明顯下降。所以在17000美元之前，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我們整體上都屬於快速增長期，我們要通過改革釋放經濟的活力，為未來十幾年經濟的持續健 康發展提供體制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改革，可能經濟增長速度就掉下去了，有可能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這個危險。但是有了這些改革，我們就可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這樣一個目標。
記者：現在的7~7.5%左右的增長不夠嗎？
鄭新立：有的人説快速增長期結束了，中國以 7-7.5%的速度，這個可能是合理的，要習慣於7和7.5的速度，我是不贊成這個觀點的。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未來是7-7.5，我們十八大提出的雙倍增的目標就難以實現，特別是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了。因為十年翻一番，年均增長速度必須達到7.3%，我們前 35年的統計數據是，1978年到2012年，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速度9.9%，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增長速度是7.4%。也就是説，我們用9.9%的經濟 增長速度才保了7.4%的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前者比後者快2.5個百分點。
考慮到未來十年我們調整國民收入使用結構，向居民傾斜，居民消費率會 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增強，但是經濟增長速度至少要比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增長速度快1個百分點以上，否則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要達到7.3%這樣一個速度就難以實現，這是根據我的經驗和測算得出來的。
所以，三中全會對中國最大的改變就是通過激發經濟的活力，實現到2020年 乃至到2030年之前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我認為中國到2020年以前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是有條件、有可能的，而且只要三中全會這個改革到位，可以為 未來十幾年經濟的較快增長提供體制保障。因為日本人、南韓人和我們台灣省都做到了，他們在每人平均GDP達到17000美元之前都是保持了一個快速增長的態勢， 我們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我們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到。所以未來十幾年，我認為三中全會對中國最深刻的影 響就是能夠支撐未來十幾年中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但又強調重視市場經濟，似乎有些矛盾？
鄭新立：把混合所有製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過去我們講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堅持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發展私營個體等非公有制經濟。
公有制主要是實現形式的改革，也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這一次三中全會提出把混合所有製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認識的進一步的發展。
公有制要通過産權的多樣化，吸收民營經濟的進入，在股份制的基礎上，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同時還要允許員工持股，包括管理層持股。非公有制經濟 也要鼓勵它發展成混合所有制的經濟，也要鼓勵員工持股，這樣就將使今後我們企業的所有制形式發生大的變化。用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來認定企業的性質，將來就會逐漸淡化了，因為多數企業將來都是混合所有，這個企業又有國有股，又有個人股，又有社會股，甚至還有外資股，那麼這個企業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就説不清楚了。用生物學的一個術語，就是可以發揮雜交優勢，在産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起股東會、董事會、經營層這三者之間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科學 治理結構，這就是我們的企業制度跟發達國家的企業制度接軌了，可以更好地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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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 |
鄭新立：李總理説快速增長期結束了，他是指的兩位數的增長結束了。我認為，通過我們三中全會的改革，釋放活力，到2030年之前我們有可能把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8%左右。因為只有保持在8%左右，我們才能夠實現十八大提出的雙倍增的目標。
日本人在70年代搞了個倍增計劃，收入倍增計劃，對中國人的影響很深。我們這次提了雙倍增，而且我們提的是每人平均收入十年要翻一番。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有相應的增長速度。
對於未來十年、二十年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到2022年我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0年每人平均GDP達到1.7萬美元，對實現未來的發展目標，起到重要的保證作用。1.2萬就進入發達國家，1.2是2022年，我計算到 2030年達到1.7萬美元之後速度才明顯下降，根據日本、南韓和台灣省的經驗，每人平均GDP在17000美元之前都屬於快速增長期，到了17000美元速度才明顯下降。所以在17000美元之前，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我們整體上都屬於快速增長期，我們要通過改革釋放經濟的活力，為未來十幾年經濟的持續健 康發展提供體制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改革，可能經濟增長速度就掉下去了，有可能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這個危險。但是有了這些改革，我們就可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這樣一個目標。
記者：現在的7~7.5%左右的增長不夠嗎？
鄭新立：有的人説快速增長期結束了，中國以 7-7.5%的速度，這個可能是合理的，要習慣於7和7.5的速度，我是不贊成這個觀點的。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未來是7-7.5，我們十八大提出的雙倍增的目標就難以實現，特別是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了。因為十年翻一番，年均增長速度必須達到7.3%，我們前 35年的統計數據是，1978年到2012年，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速度9.9%，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增長速度是7.4%。也就是説，我們用9.9%的經濟 增長速度才保了7.4%的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前者比後者快2.5個百分點。
考慮到未來十年我們調整國民收入使用結構，向居民傾斜，居民消費率會 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增強，但是經濟增長速度至少要比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增長速度快1個百分點以上，否則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要達到7.3%這樣一個速度就難以實現，這是根據我的經驗和測算得出來的。
所以，三中全會對中國最大的改變就是通過激發經濟的活力，實現到2020年 乃至到2030年之前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我認為中國到2020年以前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是有條件、有可能的，而且只要三中全會這個改革到位，可以為 未來十幾年經濟的較快增長提供體制保障。因為日本人、南韓人和我們台灣省都做到了，他們在每人平均GDP達到17000美元之前都是保持了一個快速增長的態勢， 我們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我們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到。所以未來十幾年，我認為三中全會對中國最深刻的影 響就是能夠支撐未來十幾年中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但又強調重視市場經濟，似乎有些矛盾？
鄭新立：把混合所有製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過去我們講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堅持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發展私營個體等非公有制經濟。
公有制主要是實現形式的改革，也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這一次三中全會提出把混合所有製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認識的進一步的發展。
公有制要通過産權的多樣化，吸收民營經濟的進入，在股份制的基礎上，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同時還要允許員工持股，包括管理層持股。非公有制經濟 也要鼓勵它發展成混合所有制的經濟，也要鼓勵員工持股，這樣就將使今後我們企業的所有制形式發生大的變化。用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來認定企業的性質，將來就會逐漸淡化了，因為多數企業將來都是混合所有，這個企業又有國有股，又有個人股，又有社會股，甚至還有外資股，那麼這個企業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就説不清楚了。用生物學的一個術語，就是可以發揮雜交優勢，在産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起股東會、董事會、經營層這三者之間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科學 治理結構，這就是我們的企業制度跟發達國家的企業制度接軌了，可以更好地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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