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南韓以擺脫軍事獨裁、1987年實現民主化為契機，人權、女性、勞動和福利等各種市民團體紛紛成立。這些團體與工會一起因戰鬥性而聞名，具有領導反政府運動的“第四權力”的綽號。

      前挺對協站在反對2015年底的日韓慰安婦協議的前列。在始於2016年秋季的要求樸槿惠總統下臺的集會上，有約1500個團體集結，承擔了策劃與方案制定、蠟燭與標語牌等備品製作以及當天的舞臺設置和遊行組織。

      這可以説是在吸引關注媒體的同時引發國民情緒的高漲、借此動搖政治的專業活動家集團。這些團體也一直受到“市民缺席的市民運動”、“被用作進入政界的跳板”等批評。

     不斷噴涌的疑惑

      支撐這些市民團體活躍運動的是充裕的資金。從南韓政府機構獲得補貼的團體很多，甚至被嘲諷為“官方團體”。

      除了負責前慰安婦支援的女性家族部部長之外，南韓總統府還設有將市民團體和總統聯繫起來的“市民社會首席秘書官”這一職位。南韓政府相關人士表示，倡導“受害者中心主義”的南韓總統文在寅重用前活動家，“與政府的建議相比，市民團體的要求對總統的影響力更大”。

      南韓智囊組織的高管也表示，市民團體正在掌握南韓政策決定時的“否決權”，“在市民團體強大以後，政府日趨難以推進戰略性外交”。日韓外交的停滯面臨著結構性問題。

      對於瞄準日本統治時代的女性人權問題的前挺對協，南韓政府監視的眼睛自然難以觸及。合併後的2個前慰安婦支援團體分別籌集捐款，還獲得南韓政府的補貼，這種“雙重受捐”的情況也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