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社會被打破的「禁忌」
2020/05/29
南韓以擺脫軍事獨裁、1987年實現民主化為契機,人權、女性、勞動和福利等各種市民團體紛紛成立。這些團體與工會一起因戰鬥性而聞名,具有領導反政府運動的「第四權力」的綽號。
前挺對協站在反對2015年底的日韓慰安婦協議的前列。在始於2016年秋季的要求朴槿惠總統下臺的集會上,有約1500個團體集結,承擔了策劃與方案制定、蠟燭與標語牌等備品製作以及當天的舞臺設置和遊行組織。
這可以説是在吸引關注媒體的同時引發國民情緒的高漲、借此動搖政治的專業活動家集團。這些團體也一直受到「市民缺席的市民運動」、「被用作進入政界的跳板」等批評。
不斷噴湧的疑惑
支撐這些市民團體活躍運動的是充裕的資金。從南韓政府機構獲得補貼的團體很多,甚至被嘲諷為「官方團體」。
除了負責前慰安婦支援的女性家族部部長之外,南韓總統府還設有將市民團體和總統聯繫起來的「市民社會首席秘書官」這一職位。南韓政府相關人士表示,倡導「受害者中心主義」的南韓總統文在寅重用前活動家,「與政府的建議相比,市民團體的要求對總統的影響力更大」。
南韓智囊組織的高管也表示,市民團體正在掌握南韓政策決定時的「否決權」,「在市民團體強大以後,政府日趨難以推進戰略性外交」。日韓外交的停滯面臨著結構性問題。
對於瞄準日本統治時代的女性人權問題的前挺對協,南韓政府監視的眼睛自然難以觸及。合併後的2個前慰安婦支援團體分別籌集捐款,還獲得南韓政府的補貼,這種「雙重受捐」的情況也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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