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人則是宇澤弘文(1928~2014)。宇澤在世界經濟學界留下名字的研究是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1960年代提出的動態增長理論。198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伯特•索洛的增長理論僅僅以1個部門為對象,但宇澤將投資品和消費品2個部門納入模型,在認為市場將走向均衡的新古典派經濟學框架中,解釋了經濟增長的機制。
但是,宇澤弘文1968年回到日本之後,開始日益關注環境問題和成田機場搬遷問題等,完全改變了研究方式。包括醫療和教育等在內的「社會共同資本」理論是在探究新古典派的增長理論的過程中,為了給突顯出來的不穩定市場體系帶來「穩定」而創造的理論,有觀點認為在宇澤內心中,這是始終如一的,但在美國經濟學界則很難獲得理解。可以説在這2名日本巨匠未能獲獎的背後,存在著厭惡對資本主義批評的評選委員會的局限。
進入1990年代之後,或許是受權威人物獲獎暫告減少的影響,根據研究領域評選的傾向出現加強。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等倡導市場萬能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們相繼獲獎。對美國人的偏愛進一步加強。在2000年以後,芝加哥學派的壟斷局面有所減弱,但以美國為中心的傾向並未改變。創立「行動經濟學」、「實驗經濟學」、「 實際經濟週期理論」、「機制設計理論」以及「 搜索論」等「新領域」的很多學者先後獲獎,但對市場功能本身投去質疑目光的學説仍然被排除在評選對象之外。
專攻經濟學史的京都大學教授根井雅弘指出「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基本上都是由在美國知名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形成的,因此在美國取得成績、論文被引用次數較多的人獲獎成為自然而然的潮流。非主流經濟學家獲獎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根井教授認為,「學科間的領域(例如在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相互交流中産生的行動經濟學)也成為獲獎對象給「經濟學帝國主義「敲響了警鐘,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傾向」。
最有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日本人
基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種特點,對於「假設日本人首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你覺得誰最有希望?」的問題,專家學者異口同聲地説出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師清瀧信宏的名字。每年基於被引用的論文數量來公佈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名單的美國調查公司湯森路透曾在2010年將清瀧選為獲選人。清瀧分析壟斷競爭對宏觀經濟學影響的論文(1987年)、將貨幣的作用定式化的論文(89年)以及顯示小衝擊如何逐漸演變成大衝擊的「清瀧-摩爾模型(Kiyotaki–Moore mode)」(97年)等成就在美國經濟學界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清瀧同時還是以主流派新古典派的宏觀經濟學為基礎,進行宏觀動學分析的「新凱恩斯主義」的人物之一,符合評選委員會的標準。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前田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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