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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是中國民營企業時代開幕年

201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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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開發國家的基尼係數多為0.3左右,日本為0.379(2011年,由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得出),如果基尼係數超過0.4 ,則被視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很容易引發社會騷亂。14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基尼係數為0.473。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於14年7月公佈的調查結果則為0.73(2012年),屬於非常危險的水準。

       為了改變不平等問題,政府肩負著財富的再分配職責,但是在原本應該是貧困者朋友的社會主義體制下,這似乎變得很難做到。因為富人多為體制內部既得利益階層。削減自身的利益,將財富分配給貧困者的政策將招致體制內部的反對,貧困人的聲音難以被反映到政策上。

        調節貧富差距直接關係到經濟增長。個人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方面,美國為70%,日本為60%,南韓和台灣也在50%左右,而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僅為35%左右。要想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有必要調節貧富不均的情況。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得不同時解決效率性和公平性這兩大課題。

    南韓和台灣走過的路

 之前,憑藉被稱為發展型獨裁的體製取得成功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南韓和台灣。南韓總統朴正熙、台灣總統蔣經國充分利用政治的力量,借助自上而下的政策發展了經濟。不僅僅是引進了外資,而且培育了與政權關係密切的財團和公營企業。

  南韓和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每人平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後,高速增長告一段落。此外,帶來低成本勞動力的「人口爆發」也止住腳步,而在一直依靠接近政治而實現發展的財團和公營企業,效率低下問題也開始凸現。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化運動。

 在轉向民主主義體制的時期,獨裁時代那樣的穩定局面消失,由於政治混亂的影響,經濟喪失了強勁勢頭。有一種説法叫做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在新興市場國家,隨著經濟增長帶來收入提高,勞動成本也將隨之上升。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指的是,成本上升導致競爭力逐漸消失,增長出現停止的現象。南韓和台灣看起來似乎都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但是,此時民主化逐漸發揮了作用。

  在南韓,與政權關係過於密切的財團的存在被重新審視,企業自主啟動了産業升級。三星電子和現代汽車不斷發展為世界性企業。在金大中總統的領導下,風險企業的培育也受到重視,類似聊天應用程式LINE母公司NAVER的網際網路企業也異常活躍。與此同時,台灣的情況也如出一轍。厭惡獨裁政治而逃往美國的人們紛紛重返台灣,相繼投身於IT(資訊化技術)産業。從美國回來的人與IT之都美國矽谷關係密切,不斷將台灣變為半導體和個人電腦的尖端地區。

  在經歷長達20年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之後,南韓和台灣擺脫了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透過這一經驗,可以看到掌握經濟改革成敗的歸根到底是政治改革。中國是否必須像南韓和台灣那樣,走上長達20年的改革的艱辛道路?不,在巨大的中國,或許將成為更加長期的壯大事業。中國的結構改革已經啟動,但得出真正的答案將在很長時間之後。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村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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