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金堅敏：2017年1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令，正式宣佈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從而實現他在競選總統時所作的承諾。儘管退出TPP只意味著中止批准手續，對美國經濟來説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在美國對這一決定也褒貶不一，對於積極推動TPP，使其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的日本而言失落感非常強烈。TPP被稱之為“一個高標準的、能夠作為亞太地區區域一體化平臺的21世紀貿易協定”， 奧巴馬強調TPP的意義時説“世界經濟規則要由我們制定，而不是中國那樣的國家”，而美國貿易談判高級官員還“讚揚該貿易協定還建立了現代貿易標準，包括保障勞工權利和保護環境等”。因此，一部分觀察家及媒體評論認為，特朗普總統的決定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因為TPP不僅具有積極的經濟效益，還擁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被看作用來制衡中國影響力的政策工具。

　　問題是特朗普總統為什麼要退出對美國來説具有戰略和經濟意義的貿易協定? 他對TPP規則有何不滿？美國新的貿易政策方向在何方?

　　首先，特朗普對所謂的TPP的地緣政治上的戰略意義不以為然。就職演説沒有出現自由,民主,人權等意思形態的用語，而提到“每一個貿易、稅收、移民和外交的決定都將以美國勞工和美國家庭的福祉為第一考慮”，也即新政府的治國並不以意識形態、價值觀等作為美國開展外交·貿易政策的思維基礎，其制定貿易協定戰略也從地緣戰略利益優先轉向為美國經濟利益優先。實際上，特朗普把簽署貿易協定的目的回到了“促經濟、保就業”這一經濟意義上來。重視國際貿易的經濟、民生作用恰好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宗旨相一致。這種政策理念轉變有益於亞洲各國在推動區域貿易協定摒棄冷戰舊思維、開啟合作共贏新航程。另外，這給有巨大體制差異的中美兩國，提供了達成解決貿易糾紛的雙贏的法案、避免“貿易戰”提供了想像空間。

　　其次, 特朗普稱TPP對美國工人是一個“災難”，不認為是一個高標準的貿易協定。綜合特朗普的主要貿易團隊的聲音和媒體報道來看，特朗普新政對TPP的原産地規則·國有企業規則過寬、環境·食品安全·勞動標準過低、缺乏有關匯率的硬性規定等不滿。如有關國有企業規則表述基本與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的表述一致, 僅要求國有企業的商業行為“必須基於商業考量、並與民間企業同等的待遇；勞動標準基本沿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規則，並沒有要求超出成員國制定的標準水準；儘管有關匯率在前文中有一些原則表述，而具體的政策協調將在TPP之外成立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中商定；原産地規則中的原産比例要求55%低於NAFTA60%等。

　　據日本參與TPP談判的重量級官員介紹，由於TPP成員中的越南、汶來、馬來西亞等國企佔比高，有關限制國有企業條款很難達成一致；TPP中也有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環境/勞動標準很難與發達國家美國、日本看齊；日美汽車企業等構建的國際産業鏈涉及中國的非TPP成員，所以很難大幅提高原産地標準。另外，隨著日本加入談判，“無例外撤除關稅”這一TPP最大特點也開始變色，最後留出了很多例外。日本擔憂美國的農産品出口、美國擔憂日本的汽車出口。因此，TPP也是妥協的産物。

　　特朗普宣佈退出TPP並非等於回到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在1月20日白宮網站公佈的“優先外交·貿易政策”中提出推動公平/嚴厲的貿易(fair and tough trade)的主張。一方面，美國重啟NAFTA談判志在提高原産地比例、並要求環境/勞動標準向美國看齊以利於美國的立地優勢及美國企業的價額競爭優勢。同時，把貿易談判的範式從區域轉向雙邊FTA，以利於發揮美國的談判優勢。其實，在貿易談判中每個國家都會考慮“國家利益”為首要目標，美國為本國企業爭取優勢也無可非議。

　　本來WTO的宗旨也在於促進“自由貿易”的同時，實行成員間的公平貿易。只不過特朗普的貿易新政把重點放在了“公平貿易”上，並沒有反對國際貿易。如果特朗普志在糾正過度的貿易不平衡、提高環境、勞動標準等行動有利於國際社會對自由貿易的理解和支援，同時能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對此理解和尊重。

金堅敏

 　　再次，值的人們擔憂的是美國是否會拒絕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誘惑。特朗普處理國際貿易的原則是“美國優先”，但是就職演説也提到 “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問題是“美國優先”與“B國優先”産生衝突時，由哪個機構來、用什麼何標準來認定外國的“不公平貿易”政策行為、如何決定制裁程度等問題。如果特朗普新政是通過WTO規則來取締“不公平貿易”行為，符合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原則，會得到國際社會得肯定和認可。

期待WTO規則(包括糾紛處理機制)得到尊重，從而規避上世紀八十年代美日間發生得貿易摩擦乃至“貿易戰”。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金堅敏 簡歷
日本富士通總研主席研究員,博士（國際經濟法）。1978年就讀于中國浙江大學。85年至91年在中國國家科委國際合作局工作。92年就讀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科,97年取得博士學位。98年進入富士通總研經濟研究所工作至今。有“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日中關係轉機”、“華人經濟學者看中國的經濟實力”、“中國的主要産業和強勢企業”、“印度和中國比較”、“南韓企業的競爭力”、“中國網路企業的創新”等出版物/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