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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主辦銀行制”或許是紓困民企的良藥

20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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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穗銀行 法人推進部 主任研究員湯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實體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封城和交通管制讓春節後的企業復工困難重重,許多企業由於無法復工,面臨著人工成本增加、訂單違約、資金鏈緊張的風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等對995家中小企業受疫情影響的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2/3 的企業資金維持能力不超過2 個月。疫情的擴大不僅僅讓原本就融資難的中小企業陷於困境,對於大企業的衝擊也很大。

        

  回顧2019年,海航集團、三胞集團、銀億集團等許多著名的大型民營企業由於資金鏈斷裂,陷入瀕臨破産重組的新聞已經成為重要經濟現象,2020年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公司主營業務進入發展瓶頸期停滯不前,經營性現金流覆蓋不了債務利息。由於正常融資通道堵死就從民間集資,利息成本也高漲。一旦出現信託或債券産品的違約現象,各路債權人蜂擁而至,集團頓時資金鏈斷裂。

        

  債券違約,股權質押,“賣身”國資企業也是一些民營上市公司無奈的選擇。反觀日本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銀行深深涉足於企業的經營事務,形成了頗具特色的 “主辦銀行制”。

            

  被比喻成“企業專屬的私人醫生”的主辦銀行是指與企業保持長期而密切聯繫的一兩家主要商業銀行,它對企業提供債務資本的同時對企業提供金融、並購、海外投資諮詢等綜合服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討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對我國民企在轉型中具有借鑒意義。

       

  1.  日本企業並非是"失去的二十年"

        

  自從1989年的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GDP增長率年平均不足1%,全球媒體對日本經濟一致唱衰,稱過去的20年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然而縱觀日本經濟,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GDP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的平均值,且GDP增長率在發達國家中領先,2019年的日本GDP增長率達到1.8%,接近同一時期的美國經濟增速。

  

  2012年以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力推行以“安倍經濟學”為代表的新政,其目標是重振日本疲弱的經濟、終結長期通縮和縮減公共債務。日本的“量寬政策”雖然未達到預想效果,以製造業為主的企業收益正在改善,特別是大企業賬面收益連年激增。日本財務省統計,截至2018年底,日本企業的留存收益總計達463萬億日元,其中,排名第一的豐田汽車留存收益高達20萬億日元,2018年的營業額也初次突破了30萬億日元。但是企業並沒有將大量的利潤還原給員工,而是將利潤存起來作為“內部留存”,這被學者視作“導致日本消費長期處於低迷”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反映出日本企業的良好的經營體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過去的二十年是日企"苦練內功的二十年"。筆者通過切身實踐認為,過去的二十年也是日企"苦練內功的二十年",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度”在對日本企業的崛起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9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我國對該制度的關注度也漸漸下降。反觀日本製造業企業在全球的地位非但沒有衰退反而苦練內功使核心競爭力日益見強, “主辦銀行制”對於日企的成長功不可沒。

     

  日本企業按融資比重把排第一位的銀行稱作主辦銀行,主辦銀行一般佔企業日常金融業務和海外業務的比重很高,與企業之間具有長期固定的綜合性交易關係。譬如主辦銀行作為企業大股東要對該企業經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給予企業在金融支援,主導企業兼併重組;主辦銀行的證券子公司通常為該企業發行債券的主承銷金融機構;主辦銀行把體系內具有國際視野、金融知識、財務管理、經營管理能力的專業人才向企業輸出,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主辦銀行在公司發展中的作用表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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