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劉迪：數年前，寫了一篇短文，向學生推薦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很遺憾，沒反應。的確，讓今天的大學生對一個世紀前的作品感興趣，很難。但是，你不覺得今天東亞國際政治氛圍，與百年前歐洲非常相似嗎？而知識界，面對東亞民族主義沉默，這與一個世紀前歐洲相倣，有種不祥的預兆。

劉迪

　　在當今世界大國之間，中日矛盾突出。儘管東亞國家已逾越民族國家建設階段，但民族主義彼此刺激，成為該地區政治難題。東亞民族主義，濫觴于日本。民族主義促進了明治國家建設，凝聚為成功體驗。中國、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是繼起的、抵抗的民族主義。“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輿論指責中國“排日”，對此時任記者的石橋湛三明確指出，“這（種民族主義）是明治以後日本為建設統一國家大量使用且至今仍在使用的手法”。今天，如何消除東亞國家民族主義的迴圈，是該地區政治、外交的長期主要課題。

　　政府或媒體不斷推出各種民調，證明日本對華民意惡化。對於“日本人的對華不安及厭惡感正在擴散”問題，日本前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認為，其原因來自日本人對現狀不滿。他説，在與中國世界範圍的積極進取比較時，日本感到落伍。如此看來，兩國民意態度的改善，將需要時間。

　　如何讓歷史問題、領土問題不影響兩國政治外交關係，中國輿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例如網路對“抗日神劇”的普遍批評，代表了這種理性聲音。但是，更重要的，應該是兩國需要建立一個知識界交流的基礎。

　　二戰後，日本各界人士，積極探索東亞知識界的“共同知”。1962年，大江健三郎曾提出日本面臨選擇美國秩序還是亞非秩序的問題。在他看來，日本當然要與亞非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尋求在亞洲建立知識“連帶”的可能。

　　最近幾十年，財界在中日關係顯得很重要。每遇危機，政府最先找財界諮詢。重視財界並非錯，但少數財界領袖，是否存在那種呼風喚雨的“法力”？今天中日關係停滯不前，原因N多，不是某個行業突破可以解決。

　　上世紀5、60年代，儘管中日邦交關係尚未建立，但兩國民間感情卻並不像今天這樣糟。個中原因，在於兩國文化界的“連帶”發揮了很大作用。那個時代，日本有許多文化人、知識人，都在以他們的方式，推進這種“連帶”。但是，今天在日本，這種力量卻日益式微。可以説，今天中日之間面臨的最大危機不是政治危機，甚至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缺乏擁有“共同知”的知識人。中日關係逐漸惡化的時期，恰好與推動中日關係的那一代人從日本社會引退重合。中日知識界，出現“共同知”基礎的空白。

　　中日關係的未來，主要取決於中國的發展。多年前，關於中國未來，筆者曾問早稻田大學依田憙家教授。他説，中國應恢復文化大國地位。這反映出日本知識界對中國的期待。那次對話已過了1/4世紀，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不是中國的目標。中國沒有停止自己的腳步，中國人民也沒有停止的腳步。那麼，中國今天在向何處去，中國人民又在向何處去呢？

　　30年前，我認識一位日本評論家加藤週一（1919-2008）。他在其60餘年的文筆生涯中，堅持反戰，一以貫之。在大學課堂，在市民會館，甚至在居酒屋，他都堅持與學生、市民對話，未忘知識人的責任。今天，東亞政治空氣詭譎，有些窒息。對於今天東亞政治，如果加藤先生還在，他會怎樣説？今天，加藤週一那樣的大師已經不在，而學者回歸書齋，放棄對話。

　　今天，不論歐洲、美國，排外主義情緒都在增強。在東亞，有許多知識人，對中日關係現狀、未來絕望。但是，正是絕望，希望才十分可貴，才需要希望的力量。東亞人民的密切往來，和平相處，是東亞的唯一未來。中日關係最強大的解決方法，就是兩國民眾的直接、頻繁的交流行動。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劉 迪 簡歷
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欄作家。哈爾濱人。早稻田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修了（法學博士）。曾任人民日報國際部編輯記者、早稻田大學外國人研究員等。著有《現代西方新聞法制概述》、《三味日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