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村山宏 為日經中文網撰稿：筆者即將步入老年，因此經常會回憶起過去的事情。日本經濟新聞社（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的老前輩中有一位名叫鮫島敬治的人，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一批派駐中國的日本記者，也是日本著名的中國通。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他曾經擔任過日經的總編輯局局長，相當於中國的總編。當時在便利店打零工為生的筆者覺得應該找一份正式工作，看到報刊上日經招聘記者的廣告之後便前去應聘。而給我進行面試的正是鮫島先生。那是1988年5月的事情。

鮫島敬治

　　鮫島先生得知筆者會講中文後，對話隨即變成了中文。“你年紀多大了”、“為什麼關心中國”，類似這樣平淡無奇的交談持續了約有5分鐘。幾天后，我被通知錄用了。當時我想這家報社真是奇怪，僅用中文隨便聊上幾句就把我招進來，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是家財經類報紙，而筆者是學法律的，沒有經濟方面的知識，幸運的是面試中完全沒有經濟方面的內容。那時鮫島先生正在尋找作為未來中日關係橋梁的記者，想錄用會中文的人員。因此作為記者的能力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鮫島先生1932年出生在大連，在當地長大，15歲回到日本。大學畢業後成為日經記者。1964年9月成為二戰後首批日本常駐記者來到中國。當時日本有9家媒體共9名記者踏上北京的土地，向全世界介紹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紅衛兵的身影到處都是。鮫島先生等日本記者們率先向世界報道了文革，鬥爭的矛頭也隨之指向了日本記者，並一個個被驅逐出境。到1968年，只剩下鮫島先生工作的日經以及朝日、NHK、共同社4家媒體。

　　這年的6月7日，鮫島先生突然以間諜嫌疑被逮捕。當時正值文革高潮，許多領導人和知名文化人士都被打倒和下放。鮫島先生也成為其中之一。當時日本和中國還沒有建交，營救鮫島先生極其困難。1969年12月鮫島先生終於被釋放，經深圳前往香港。鮫島先生回國後對於被捕一事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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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一年半的關押生活是如何度過的？當時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加起來也不過幾十個。全世界都對文革中的中國充滿了好奇。然而鮫島先生一直都保持沉默。不僅如此，他還寫了本題為《8億人的朋友們——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的書，呼籲兩國儘快實現邦交正常化。真是不可思議。他在中國受到了那麼不公正的對待，不但沒有絲毫怨恨，反而推動日本與中國儘快實現邦交正常化。1972年，中日兩國終於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文革結束一年之後的1977年9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將鮫島先生請到北京，就此前的逮捕進行了正式道歉。時隔9年，鮫島先生終於洗刷污名，恢復了名譽。即便如此，鮫島先生就逮捕事件的內幕依然保持沉默。與鮫島先生相識的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岸陽子曾就此事向筆者解釋説：“只要提起逮捕事件，就會被右翼勢力用於反華宣傳。鮫島先生擔心這一點，所以什麼也不説”。

　　筆者進入日經工作後，有時也會有機會跟鮫島先生交談上幾句。鮫島先生擔任總編輯局局長的要職，而筆者只是一個剛剛入職的校對記者，對於鮫島先生更多的是敬畏，並沒有敞開心胸交流。實際上當時筆者內心對鮫島先生有些冷淡，覺得“這個人只會説冠冕堂皇的話太虛偽，喪失了一名記者應有的立場。記者的工作是真實地記錄事實，鮫島先生卻只字不提自己在中國被捕一事。不僅如此，他還像政治家一樣為中日友好事業盡全力奔走。他利用被捕一事讓中日兩邊的政治人物都覺得虧欠他，在日經社內他也得以出人頭地。這種人不配做新聞工作者。”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筆者作為一名駐香港記者寫了許多與中國相關的報道，內容大都是嚴厲批評中國現狀。因為筆者認為如果不批評，中國社會就無法進步。而鮫島先生則總是偏向中國。香港回歸中國之前，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想要推動香港的民主化，對此鮫島先生批評了英方的做法，認為“彭定康做得太過分了”。筆者則贊同英國的做法，認為不管怎樣，實現民主化是好事情。

　　與鮫島先生的期待相反，能力不足的筆者沒有當上駐中國記者，仍然繼續批評中國。即便如此，筆者還是會收到鮫島先生的電話、明信片、書信以及他的個人著作。他本人主辦的有關中國方面的學術研討會也邀請筆者去旁聽。隨著年齡增長，筆者內心發生了變化。年輕時曾與鮫島先生有距離感的我，不知不覺中對他萌生出了尊敬之情。因為連筆者這樣一個嚴厲批評中國的毛頭小夥子，他也能自然地接受。筆者意識到“即使是不同的意見也應給予尊重，這才是新聞工作者真正應有的態度”。

　　1997年1月，駐香港的筆者有機會同鮫島先生一起用餐。大家一邊嚼著香港名吃炸皮皮蝦，一邊聽他回憶過去的事情。1945年日本戰敗後鮫島先生留在了大連。當時留在大連的許多日本人都生活窘迫。那時，有一位中國少年總是給鮫島先生家送蔬菜。“那個少年後來到底怎麼樣了，他和國民黨關係很近，也不知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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