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眼(134) 跟前輩的路
2016/09/29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 九月是香港大學開學的日子，新鮮人都有很多不習慣的事情。因為大學實在太不一樣，新生都花很多時間去找課室，滿足課業要求。中學跟大學很不一樣：你再不喜歡某些人，你也得要跟「同學好等我們都一起幾小時，中午吃飯的時候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飯友，生活中出現的名字相對都是安定的。但到了大學，即使是同一個科系的同學，時間表都有所不同。沒有宿舍生活的大學生，獨來獨往，連找飯伴也不容易，所以有一小部份的大學生，會出現適應上的情緒問題。
這些時候，大學的前輩就好像很有用了。記得十幾年前，我們已經有些師兄師姐會「教」我們很多事情。因為我念的是新聞系，有新聞採訪及編輯課，採訪是一年級的同學負責，而編輯就是二年級的同學負責。所以，二年級的師兄姐們都會想盡辦法要一年級的記者們完成功課。因為，如果一年級的同學不能完成功課，沒有好看的照片，二年級的同學就不會有機會完成功課。對一年只有六、七份稿去完成課業的學生而言，如果記者墮馬，編輯都會一起墮馬，所以他們都會對一年級的同學施加各式各樣的壓力。
我記得，有一個同學跟了一個編輯，是那些平均成績積點（GPA）達3.8（4分滿分）的優才生。他為了不讓一年級的同學拖自己大腿，他總是在嚴選記者，希望那些成績好的記者跟他們同一組。另一方面，有些師兄就會向我們那些同學洗腦，説「採訪是最重要的，比上課重要」。有些頭腦比較簡單，又或是比較大愛，大局為重的同學，都會以為這些師兄是在維持某種大學學系的優良傳統，不令學系蒙羞云云。但説穿了，他們都只是擔心自己的成績，因為記者如果找不到被訪者，他們就沒有稿件可以處理。他們沒有稿件處理，他們的成績就會當掉。
然而，十九歲的我是頭腦簡單，而且覺得周圍的人都不會那麼有機心，那麼隨便的就會害人，所以對師兄所説的都深信不疑。當我有採訪的時候，我連體育課或是日語課也會蹺課，目的就是為了完成採訪，好等我的編輯師兄師姐們有稿件可用。然而，當我的第一個學期的GPA當掉，當然也沒有人在乎我的死活。本來，我的計劃是二年級的時候去日本交換留學的。在大學任何事情都需要GPA做通行貨幣，不論是獎學金、交換留學的學位，都需要用GPA去換，GPA掛掉，就什麼都沒有了。
聽師兄的話是不是那麼重要呢？或再延伸一點看，聽前人的話是不是真的可以令我們一帆風順呢？早陣子，我的博士朋友們都感到前路茫茫，説根本無路可走：「我們也許是最後一代可以使用學位去令自己生活改善的香港人了。」看著出生率下跌，國內博士來勢洶洶來香港換血，香港土産的博士生無路可上，乃屬正常。十年前，我已看過社會學系畢業的和尚水月昭道寫的《高學歷working poor》，那時候的日本社會已出現博士生産量過剩，而學院也沒辦法吸納博士生成為大學講師，而「正常」的就職市場也令博士生無路可走，自然出現一堆等上位的「非常勤講師」，待在學院，不斷漂流。台灣也有博士生轉賣炸雞扒，引得台灣首富郭臺銘也批評他的選擇，指該名由博士生「浪費教育資源」。我同年齡的同學拿到博士學位後，都不再選擇做教授，因為他們都知道「長期合約」式的安穩教席已幾乎不存在，大家都只想完成學位之後，去做別的事情。
常聽人説，我們活在一個新時代，我們真的有在新時代走新的路嗎？還是，我們只是一個穿著新時代外衣，上網用智慧手機的故人？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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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時候，大學的前輩就好像很有用了。記得十幾年前，我們已經有些師兄師姐會「教」我們很多事情。因為我念的是新聞系，有新聞採訪及編輯課，採訪是一年級的同學負責，而編輯就是二年級的同學負責。所以，二年級的師兄姐們都會想盡辦法要一年級的記者們完成功課。因為，如果一年級的同學不能完成功課，沒有好看的照片，二年級的同學就不會有機會完成功課。對一年只有六、七份稿去完成課業的學生而言，如果記者墮馬，編輯都會一起墮馬，所以他們都會對一年級的同學施加各式各樣的壓力。
我記得，有一個同學跟了一個編輯，是那些平均成績積點（GPA）達3.8（4分滿分）的優才生。他為了不讓一年級的同學拖自己大腿，他總是在嚴選記者，希望那些成績好的記者跟他們同一組。另一方面，有些師兄就會向我們那些同學洗腦，説「採訪是最重要的，比上課重要」。有些頭腦比較簡單，又或是比較大愛，大局為重的同學，都會以為這些師兄是在維持某種大學學系的優良傳統，不令學系蒙羞云云。但説穿了，他們都只是擔心自己的成績，因為記者如果找不到被訪者，他們就沒有稿件可以處理。他們沒有稿件處理，他們的成績就會當掉。
然而，十九歲的我是頭腦簡單，而且覺得周圍的人都不會那麼有機心，那麼隨便的就會害人，所以對師兄所説的都深信不疑。當我有採訪的時候，我連體育課或是日語課也會蹺課，目的就是為了完成採訪，好等我的編輯師兄師姐們有稿件可用。然而，當我的第一個學期的GPA當掉，當然也沒有人在乎我的死活。本來，我的計劃是二年級的時候去日本交換留學的。在大學任何事情都需要GPA做通行貨幣，不論是獎學金、交換留學的學位，都需要用GPA去換，GPA掛掉，就什麼都沒有了。
聽師兄的話是不是那麼重要呢？或再延伸一點看，聽前人的話是不是真的可以令我們一帆風順呢？早陣子，我的博士朋友們都感到前路茫茫，説根本無路可走：「我們也許是最後一代可以使用學位去令自己生活改善的香港人了。」看著出生率下跌，國內博士來勢洶洶來香港換血，香港土産的博士生無路可上，乃屬正常。十年前，我已看過社會學系畢業的和尚水月昭道寫的《高學歷working poor》，那時候的日本社會已出現博士生産量過剩，而學院也沒辦法吸納博士生成為大學講師，而「正常」的就職市場也令博士生無路可走，自然出現一堆等上位的「非常勤講師」，待在學院，不斷漂流。台灣也有博士生轉賣炸雞扒，引得台灣首富郭臺銘也批評他的選擇，指該名由博士生「浪費教育資源」。我同年齡的同學拿到博士學位後，都不再選擇做教授，因為他們都知道「長期合約」式的安穩教席已幾乎不存在，大家都只想完成學位之後，去做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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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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