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莫邦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年的歷程，儘管還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受到世界評價的。

     最近中國政府向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100人授予改革先鋒稱號，並頒授獎章，以示表彰。同時，為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援和幫助，向阿蘭梅裏埃等10名國際友人頒授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其中日本人2名。他們是“國際知名企業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援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

     我覺得日本的獲獎人選非常精準和令人信服，尤其是大平正芳使我想起了中國日語教育的黃埔軍校“大平班”。這是因為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的提議而開設的一個日語培訓機構，我是大平班的第一期學員。

     進入新世紀時的日本由於經濟長期在低迷的谷底中掙扎，找不到走出困境的出口。因“失去的十年”而引起普遍的焦躁情緒，以致對ODA（日本政府為發展中國家設立的政府開發援助）的議論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對中國ODA援助受到了嚴重的質疑。

     從1979年開始的對華ODA援助，到上世紀末已達2萬4500億日元。日本國內輿論認為，日本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提供ODA已無必要，應當大量削減援助金額和改變援助重點。甚至有極端論調認為，日本的對華ODA援助得不到中國的感謝，完全是一種浪費。

     當時，我覺得這種論調和視點不對，於是在日本『中央公論』雜誌2001年4月號上寫下《請記住“大平學校”》一文，指出：對ODA在日中相互理解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被無視而倍感遺憾。

     文章首先回顧了大平班的誕生過程。

     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訪問了中國，日中兩國間確認，有必要進一步促進交流。特別是作為在文化領域裏合作的一環，決定為促進中國的日語教學而展開闔作。

     當時，中國開始執行改革開放路線，學習日語的人數急劇增加，日語教師成了到處爭搶的對象。

     但由於多年的鎖國政策，中國的日語教師無論是量還是質都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

     日本了解到當時中國有日語專業或日語課程的大學有37所、日語教師約600人，遂決定以外務省和國際交流基金為中心，從1980年8月開始在北京語言學院內設置日語研修中心（在中國的正式稱呼是“中國日語教師培訓班”），以中國各地大學裏的這600名教師為對象，實施為期五年的日語研修項目。這就是“大平班”的由來。只不過當時誰都沒有想到這一項目後來會産生那麼大的影響。

     那時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系任教。1980年8月，我作為第一期學員，與8名同事走進了北京語言學院的校門，開始在大平班開始為期1年的日語進修。

     5年中，來自160多所大學的594名日語教師分5期，在大平班接受了長達1年時間的日語進修。這些大學涵蓋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從大平班走出去的學員們日後成了支撐中國日語教育大業的“綠色的山脈”，以致有人説大平班是中國日語教育界的“黃埔軍校”。

大平班在日文中被稱作“大平學校”，正式的“日本語研修中心”或“中國日語教師培訓班”這2個稱呼反而不怎麼使用。因為人們對文革時期走向極端的個人崇拜之風非常不滿，80年代在中國是很少有以個人名字來命名的組織或團體的。據我所知，在日本的援助項目裏，以日本人姓氏冠名的項目只有大平班一例。

     不僅是在大平班裏學習過的學員還是日本人教職員，甚至連中國政府官員也是這樣稱呼，可見大平班的影響有多大。

     1985年，當這一為期5年的援助項目順利結束時，中國的國家教委副主任彭佩雲女士讚不絕口地説：“大家都親切地把這個研修中心叫作‘大平班’。在中國的日語教育界都知道有個‘大平班’，還受到日本教育界的很高評價，真不愧是中日友好的結晶。”

     她還明確表示感謝説：“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委員會，向為實施這一項目做出努力的日本政府、外務省以及國際交流基金錶示感謝。”

     而實際在大平班進修過的近600名中國學員及執教過的近百名日本講師的感受則更為感人。當時學員們拼命學習，每天要自修學習到熄燈為止，星期天也都用在自習上。11號樓是學員的宿舍，每到夜晚，各個房間裏都瀉出煌煌的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