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領導人認識到經濟增長減速,是作為發展階段變化結果的新常態,主動放棄實施多年甚至行之有效的、建立在人口紅利基礎上的、以生産要素投入作為驅動力的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向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以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為主的經濟增長動力源泉,轉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們的研究表明,一些領域的改革,不僅不會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反而可以預期産生明顯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即給中國經濟帶來改革紅利。
例如,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要求加快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到2020年使具有城鎮戶籍的人口比重達到45%,即該比重每年提高1.3個百分點,每年機械增加城鎮戶籍人口1600萬。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而這項改革可以帶來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效果。一方面,可以穩定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提高他們的勞動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緩解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壓力,延長人口紅利。另一方面,清除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性障礙,保持這個過程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resources reallocative efficiency),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上述兩個方面都具有從供給側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明顯效果。此外,戶籍制度改革還可以激發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消費潛力,刺激國內消費,從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
其次,中國政府著眼於從社會保障等社會政策入手,提高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率和保障水準,並創造條件促進高齡勞動者就業。迄今為止,中國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之外,先後又建立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使社會養老保險覆蓋了農村老年人,以及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使社會養老保險覆蓋無就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實現了較高的制度覆蓋率。下一步,將著眼於提高對城鄉全體居民的實際覆蓋率,實現各種制度的可攜帶性和相互銜接。
中國政府同時擬定了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率的目標(延遲退休年齡)與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漸進式)。由於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與年齡具有反比關係,即年齡越大的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越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越弱,他們的實際退休年齡事實上還顯著低於法定退休年齡。所以重要的是通過教育、培訓和就業政策調整,明顯提高大齡勞動者群體的就業能力,提高實際退休年齡。因此,當前的政策著眼點不在於制訂一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時間表,而是針對大齡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特徵,實施一個改善就業環境、增強就業能力,從而提高實際退休年齡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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