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應從安倍經濟學吸取教訓
2016/05/04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西村友作：「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喚起民間投資的經濟增長新戰略」，是「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至今已射出3年時間。在經濟轉向「新常態「的中國，這一日本經濟政策的經驗充滿啟示。
近年來，日本面臨極低的經濟增長，媒體上也經常看到「不景氣」、「低迷」等詞彙。觀察2012年底安倍政權上台以後3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年平均僅為約0.9％。與此相對，據日本央行的估算，這一期間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僅為0.1％左右。而且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2015年的完全失業率僅為3.4%，勞動市場達到了完全就業。由此筆者認為，日本經濟絕不是「不景氣」，而是實現了遠遠超出實力的增長率，處於「過熱」狀態。
導致這一過熱的原因之一是日趨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這些政策在短期上具有效果，事實上，借助2013年4月啟動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政策」，推動了日元貶值和股價走高，帶來了企業業績的改善和工資上升。通過財政政策，創造了有效需求，對經濟增長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不過，這些政策歸根到底只是「爭取時間」的政策，無法長期持續。事實上，日本央行大量購買的日本國債已呈現出利率大幅下降（價格上升）的泡沫跡象。此外，2016年1月日本央行實行了負利率政策，剩下的政策空間正在縮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總債務與GDP之比達到249％，處於世界最高水準，大幅超過居第二位的希臘的177％。日本政府防止債務進一步積累已迫在眉睫。換言之，財政和貨幣政策在長期上都是難以持續的，日本經濟需要的政策是提升已降至接近於0％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那麼，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何正在下降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在2015年10月20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有趣的觀點。
從日本適齡勞動人口的每人平均産值的增長來看，自2000年前後開始高於美國，而從過去25年來看，也與美國基本相同，高於歐洲。
日本存在極不合理的人口結構。這一人口問題正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
克魯格曼教授説的人口結構指的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以1998年的8726萬人為頂峰，到2015年減少至7682萬人。在短短17年裏減少了1044萬人，降幅也達到12％。此外，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的預測值為7341萬人，今後將以每年約0.9％的速度不斷減少。也就是説，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每人平均産值高於美國和歐洲，但由於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經濟增長率處於很低的狀態。
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可以分解為「勞動投入」、「 資本投入」、「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産率）」這3個要素，但在日本，「勞動投入」的貢獻度已是負數。日本不應一味依賴在短期上加快開動經濟引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應消除金融和農業等各個部門仍存在的一系列難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放，以提高持續下降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2015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為6.9%，增長率超過10%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已成為過去。筆者認為，經濟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經濟不景氣所導致的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給側制約所導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本身的下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到達峰值後轉為減少，「勞動投入」對GDP的貢獻度也隨之轉為負值。另外，隨著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儲蓄率將會出現下降，進而導致「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想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必要實施實現「技術進步」的供給側改革。
現在中國經濟的引擎正在從投資向消費轉移。在中國國內，此前的高速經濟增長帶動收入水準提高，消費意願強烈的階層正在迅速壯大。但是，消費和服務水準的提升跟不上收入增長與消費需求的變化，部分消費流向海外。中國遊客在日本的「爆買」以及「海淘」就反映出對於消費的高附加值化，中國企業應對遲緩。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的《政府活動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力爭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戰略前沿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到60%」。對於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出現下降的中國來説，今後，推進促使企業技術創新和提高技術水準的供給側改革有助於改善供需錯位、阻止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
日本經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政策，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增長戰略和結構性改革遲遲沒有進展。希望中國能夠吸取日本的教訓，在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撐經濟的同時，強力推行有助於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放等政策。
西村友作：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教授，1974年生於日本熊本縣。1995年首次訪問深圳，隨後決心到中國留學，自2002年起在北京生活，2010年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成為被該大學正式錄用的首位日本人專職教師。兼任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北京事務所課題顧問、日本銀行北京事務所客座研究員。專業是國際金融。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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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村友作 |
導致這一過熱的原因之一是日趨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這些政策在短期上具有效果，事實上，借助2013年4月啟動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政策」，推動了日元貶值和股價走高，帶來了企業業績的改善和工資上升。通過財政政策，創造了有效需求，對經濟增長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不過，這些政策歸根到底只是「爭取時間」的政策，無法長期持續。事實上，日本央行大量購買的日本國債已呈現出利率大幅下降（價格上升）的泡沫跡象。此外，2016年1月日本央行實行了負利率政策，剩下的政策空間正在縮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總債務與GDP之比達到249％，處於世界最高水準，大幅超過居第二位的希臘的177％。日本政府防止債務進一步積累已迫在眉睫。換言之，財政和貨幣政策在長期上都是難以持續的，日本經濟需要的政策是提升已降至接近於0％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那麼，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何正在下降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在2015年10月20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有趣的觀點。
從日本適齡勞動人口的每人平均産值的增長來看，自2000年前後開始高於美國，而從過去25年來看，也與美國基本相同，高於歐洲。
日本存在極不合理的人口結構。這一人口問題正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
克魯格曼教授説的人口結構指的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以1998年的8726萬人為頂峰，到2015年減少至7682萬人。在短短17年裏減少了1044萬人，降幅也達到12％。此外，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的預測值為7341萬人，今後將以每年約0.9％的速度不斷減少。也就是説，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每人平均産值高於美國和歐洲，但由於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經濟增長率處於很低的狀態。
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可以分解為「勞動投入」、「 資本投入」、「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産率）」這3個要素，但在日本，「勞動投入」的貢獻度已是負數。日本不應一味依賴在短期上加快開動經濟引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應消除金融和農業等各個部門仍存在的一系列難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放，以提高持續下降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2015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為6.9%，增長率超過10%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已成為過去。筆者認為，經濟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經濟不景氣所導致的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給側制約所導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本身的下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到達峰值後轉為減少，「勞動投入」對GDP的貢獻度也隨之轉為負值。另外，隨著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儲蓄率將會出現下降，進而導致「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想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必要實施實現「技術進步」的供給側改革。
現在中國經濟的引擎正在從投資向消費轉移。在中國國內，此前的高速經濟增長帶動收入水準提高，消費意願強烈的階層正在迅速壯大。但是，消費和服務水準的提升跟不上收入增長與消費需求的變化，部分消費流向海外。中國遊客在日本的「爆買」以及「海淘」就反映出對於消費的高附加值化，中國企業應對遲緩。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的《政府活動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力爭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戰略前沿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到60%」。對於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出現下降的中國來説，今後，推進促使企業技術創新和提高技術水準的供給側改革有助於改善供需錯位、阻止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
日本經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政策，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增長戰略和結構性改革遲遲沒有進展。希望中國能夠吸取日本的教訓，在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撐經濟的同時，強力推行有助於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結構性改革和市場開放等政策。
西村友作：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教授，1974年生於日本熊本縣。1995年首次訪問深圳，隨後決心到中國留學，自2002年起在北京生活，2010年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成為被該大學正式錄用的首位日本人專職教師。兼任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北京事務所課題顧問、日本銀行北京事務所客座研究員。專業是國際金融。 版權聲明：日本經濟新聞社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複製，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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