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莫邦富：1997年6月30日，我乘坐北京-九龍的特快列車趕到香港，直奔設在回歸儀式會場附近的富士電視臺的直播現場。那天深夜，我作為嘉賓參加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專題電視節目的演出。在現場演播室裏我一邊評論回歸儀式的進展和意義，一邊卻在暗暗決定：今後我的工作重點將轉向採訪和報道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和開放了。

      就在幾天前，日本朝日電視臺播放的我參與策劃及採訪的專題節目。由著名主持人鳥越俊太郎主持的這個新聞專題節目儘管是為香港回歸而攝製的，拍攝的卻都是蘇州和廣州的人和事。

      臨到要準備排節目播放檔期時，導演才感到作為報道香港回歸的專題節目一點也沒有香港的鏡頭有點説不過去，趕緊派攝製組飛香港補拍了一些外景鏡頭，作為節目的導入部分使用。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補拍需求，那是因為我認為香港回歸中國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作為中國經濟對外合作窗口的香港的這一歷史性功能將會逐漸減退，而蘇州和廣州是代表的地區將會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引擎。後來當聽到有人提出珠三角經濟圈和長三角經濟圈時，我後悔得直跺腳，為沒有給自己看到的經濟現象取個響亮的名稱而後悔莫及。

      説得刻薄點，也就是在香港回歸時，我就認為作為經貿之都的香港的歷史使命就基本結束了。此後，我基本就是本著這樣的眼光來觀察著香港的。香港回歸5週年時，我在日本月刊雜誌《論座》上發表長篇報道《香港沉沒》，對香港提出嚴峻批判，指出香港這些年來沒有花大力氣改革它的以房地産、股票、金融、貿易為支柱産業的經濟構造，在IT等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領域實在太無作為，認為“香港長期所擁有的優勢幾乎一夜之間全部喪失”。

      文中還介紹了時任總理的朱鎔基於2001年9月在外訪地愛爾蘭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對香港政府提出了尖銳的批判：“只議論不決斷，作出了決斷卻又不付諸行動。”

當時我還注意到香港的年輕人不願自己創業的意向非常明顯。據該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的調查報告説，香港年輕人中願意將來擁有“總裁”頭銜的只佔被調查者的3.4%，在接受調查的37個國家和地區中僅佔33位。與香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大陸年輕人中願意將來擁有“總裁”頭銜的佔被調查者的12%，僅落後於泰國和印度，高居第三。

      又過了5年之後即香港回歸10週年之時，我訪問了不少香港居民家庭。在有“香港的秋葉原”之稱的深水埗桂林路115～119號，我看到1家3口蝸居在比日本4帖半榻榻米房間還要小的小屋裏，受到很大的視覺刺激。

      這是一棟沒有大樓名以及電梯的公寓樓，樓梯窄小得當有人想錯肩而過時，就必須自己側身讓路才行。真難相信當時在亞洲富裕程度僅次於日本的香港居然還有那麼多人過著這麼窘迫貧窮的生活。

     那年年末香港翻譯出版了拙作《日本企業為何兵敗中國》，我想出版社的一個意圖就是希望讀者把書名中的“日本”2字換成“香港”來閱讀此書吧。

     顯然當時出版社就意識到要讓香港的年輕人要有危機意識了。最近幾天，中國的網上有一篇題為《走向存量殘殺的危險世界》受到人們的熱烈追捧，不到兩個半小時就有30萬人點擊閱讀。

     文中説到，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湖南邵陽治安極度惡化，而當時正是中國第一代工業系統的衰敗初期。在1980年代，落後的工業使邵陽的老一代工廠職工還勉強維生，但已經沒有新增崗位來滿足二十歲年輕人的工作需求了。年輕人的80%是無業人口，成天無所事事，在街頭遊蕩，許多人參加了黑幫。大量失業人口就會搶奪生存權，使當時的邵陽瞬間墨西哥化。

      而真正使邵陽治安變好的原因不是嚴打，而是1990年中期珠三角開始經濟騰飛，邵陽城市和農村的富餘年輕人終於找到了活路，紛紛奔向廣東。

      作者認為，香港年青人現在遇到的困境，跟1980年代末期邵陽年青人遇到的困境是一樣的，都是沒有人生希望，找不到新財富，才會搞成現在這個樣子。香港的中老年人將財富牢牢握在自己手心裏，掌握了所有財富管道，地産、金融、物流的收入都歸他們所有，沒有新財富分配給年輕人，這些年輕人長大了發現自己一無所有，也沒有任何空間獲取新財富，只有等著上面這撥人老死，難免就會激化社會矛盾。

      對於這個觀點，我深以為然，香港需要改革，給年輕人有上升的空間，讓年輕人能夠看到未來的藍圖。這才是解決香港騷亂的正確方法。同時，我還想到，這段話也需要對日本年輕人講述的吧。

莫邦富 簡歷

      上海出生。曾下鄉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專業畢業後，曾在該校任教。1985年留學日本，在日本讀完碩士、博士課程。現在是旅居日本的華人作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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