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這陣子和朋友聊天時，不論日本和香港朋友，大家都好像多問「疫情何時了」，多於「疫情何時慣」。大家都好像是希望，疫情可以儘快完結。但又有另一邊的人説，其實疫情不會完結。這個新冠肺炎，最後就會像流感一樣，變成風土病。

      這些年來，有些香港人自恃「不認命」，總是以不認命作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及奮鬥哲學，視其為正能量教誨。面對什麼，都要據理力爭，有什麼不公不義的事情，記得要説出來。不會慣，不要慣。

      只是，有時候看著這些一讀就會令人雞皮疙瘩都爬出來的正能量金句時，都會令我想起念大學時的老師，尤其是教授初級日語的老師。當他們面對學生有點「怨言」，投訴説教程太多有太多生字要背要默的時候，都會教訓我們，日本人的核心價值，是「我慢文化」，先忍受，再想辦法：忍一忍，就會好，事情變好了，一切好辦。忍一忍，事情變得更差，你也會更懂得去做決定。所以，我從來都對教日語的老師由心的尊重，教授語文，從來都不是教你如何講，而是教你那一種語文的人，如何做人。而且，背誦初級日語這些沉重卻必需的教程，都可以加入人生大道理，倒是很不簡單。

       這陣子的疫情，令上課的互動，有點窒礙。平日面授，我會看著學生表情做回應。他們有皺眉或是問旁邊的人他在説什麼，我會直問，你是不是有點不明白，我可以再解釋，順道再對學生説「你有不明白是合理的，可以的，正常的。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坦白承認，人才會有進步」。但現在學生們都不願意開他們的鏡頭，尤其是他們不想被我知道，他們在自己的睡房一邊跟女朋友（或男朋友）親熱一邊上課，我已不可以知道，他們的表情若何，他們是否會上課。科技可能有機會會令人生活改變，只是向變好還是變差的方向？

      還得看人的造化。

      科技的出現，是應該令人可以省卻多點煩惱。只是在轉化的過程中，也會有很多煩惱吧？而身為父母的煩惱，倒是比子女多？

      在課堂討論「日本社會」的時候，我們都會説「父不在」是日本女人的其中一個成就。簡言之，就是將「男主外女主內」的教條實行到底。男人整天在外工作，在公司打拼，下班後跟同事老闆去喝酒，都是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不應在家庭出現。而把丈夫打理得健健康康，企企理理，長時間不在家，那就是一個成功的母親。現在疫情來了，大家都留在家中，在家中需要「在宅工作」​​。一個家庭，可以有幾多臺電腦，幾多張書齋，才夠一家三口（爸爸，哥哥，妹妹三人）同時工作兼上課？工作時候要聊工事的電話，開Zoom 的會議，晚上還要搞遠距離飲酒會，大家各自各準備自己的酒，然後再留在螢幕面前多留兩三個小時，不知道要説幾多拉七雜八的説話，又沒有「終電」這個要酒會完結的催命符，大家又好像不知道如何自處。

      回看香港，「家中很細家中只有幾米」這種居住空間，早就令「在家工作」的香港人，早就快被迫瘋。有香港居住的讀者向我反映，家中只有四百平方呎的空間，卻要塞四個人。剛上初中的哥哥還算叫可以自己登入學校的網站，在上小學的妹妹，每次上課，登出登入，都不知道為什麼很有問題。有家長説，有些小學生根本不能登入學校網站，本來應由教師處理的工序，把知識交到學生手上這一個工序，就嫌好像由老師轉嫁到學生手上。但在學校的那一邊，就好像説到，把學生帶到學校，是家長的責任。那麼在虛擬世界中，令老師可以點到學生名字的責任，又怎會是在老師身上？就像，有很多自稱沒有適當電腦器材的貧困學生，都説沒有錢買電腦，令只用「手機」這項相對比較是必需品上Zoom 課的學生，出現知識及參與度的差距。但，again，學校那一方又會説，如果學生沒有錢買文具，買校服，又是校方的責任嗎？校方只是決定，上課要用那一份文具而已。當你決定了要用網上教學（只是事實上我又有點不理解，為什麼香港的學校，又或是日本的學校，一定要上課。不上課，少學一陣子，會天崩地裂嗎？我們在經歷改變世界大局勢的事情，上少一點學，有很大不了嗎？），那文具，即是那支手機，那臺電腦，當然是家長的責任，又要學校去處理嗎？

      香港小説家亦舒曾言，有多一件身外物，就要「服侍」多一件身外物。你不是在用他，你好像在服侍他。你看看？臉書，推特，Instagram，抖音這些軟體， 是我們在用他，還是他們在玩我們？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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