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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協議30年(3)日本可為中國貢獻智慧

2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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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美歐5國(G5)1985年9月22日簽署了糾正美元升值局面的“廣場協議”,以日元迅速升值為起點的政策協調改變了世界經濟嗎?30年後的今天,中國參與其中的貨幣攻防戰可以從中獲得什麼教訓?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採訪了日本前財務官行天豐雄。

  記者:您如何評價30年前的“廣場協議”?

  行天豐雄:在美國霸權地位不斷衰落的背景下,廣場協議試圖通過匯率行情來改變國際性的經常收支的不均衡。這是日美英德法組成的五國集團(G5)展開闔作的明顯案例,同時也是最後的例子。對日本來説,成為導致隨後的日元升值、泡沫經濟以及1990年代以後的長期通貨緊縮的轉捩點。

日本前財務官 行天豐雄
  記者:廣場協議是否失敗?

  行天豐雄: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準備不夠充分。扭轉美元升值的聯合干預産生了過度效果。目標是什麼?達成目標之後怎麼辦等問題沒有弄清楚。當時認為美元升值勢頭非常強勁,但事實並非如此。實際就像是放在斜坡上的球。即使放在那裏不管,球或許也會滾下斜坡。

  記者:是否意味著屈服於美國的壓力?

  行天豐雄:並非如此。當時存在日美貿易摩擦,在G5之中,日本(對美國)最為配合。那歸根到底是日本自己的判斷。雖然問題在於美國的過度消費,但當時的世界經濟依賴於美國消費,並非其他國家能説三道四的局面。

  與其説問題在於日元升值本身,不如説在於應對日元升值的做法存在錯誤。應該更早積極推動全面的結構改革。現在所説的“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從當時起就是課題。無論是政界還是普通國民都缺乏展開行動的意願。

 記者:結構改革遭到推遲、一味仰仗貨幣寬鬆的格局與目前如出一轍啊。

  行天豐雄:在當時,《日本銀行法》還是(政府擁有總裁任免權的)舊法律,因此大藏省(現在的財務省)也難辭其咎。由於不打算推進結構改革,而且財政赤字巨大,無法做得更糟。為了擴大內需,只能依靠貨幣寬鬆。1987年形成了泡沫因素,但出現了股價暴跌的“黑色星期一”,緊縮政策根本行不通。當時緊縮被推遲,後來又出現了緊縮過度。

  記者:中國目前面臨結構改革。對此您怎麼看?

  行天豐雄:習近平政權現在試圖消除保鮮期已過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弊端。正打擊腐敗,減少國有企業的職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赤字問題。不過,一位中國人告訴我,“我們缺乏危機管理經驗”。中國將何去何從非常重要,日本應提供協助。日本可以作為“問題發達國家”貢獻智慧。

  記者:廣場協議以後,主要國家的政策協調不見了蹤影。

  行天豐雄:廣場協議之前的G5在舉行會議時完全不公開,以較少人數私下裏展開磋商,這具有相應的積極意義。後來變為在眾人環視之下舉行會議,這就是G7。如果是現在,美國、歐盟代表、英國、日本、中國或許很難舉行秘密會議,但我認為主要貨幣發行國擁有相互溝通的平臺絕非毫無意義。

記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石川潤

  行天豐雄:在簽署廣場協議的1985年擔任日本大藏省(現為財務省)國際金融局長,自1986年起擔任財務官。現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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