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健吾:擁有一個美好的「名字」,就等如擁有美好的生活?
二十年前左右,讀漫畫家柴門文的訪問,説八、九十年代出來打工的女性,都希望有一個用「片假名」寫的「工作稱謂」。像編輯(エディター、Editor)、作家(ライター、Writer)、公關經理(PRマネジャー、PR manager)等等。因為這種工作,是城市的工作,東京的工作,是人家看上去不錯的「肩書」(肩書き、即職業身份)。
最近,香港聰明的立法會議員提議,不如把菜市場負責斬豬肉,被師奶們稱為「豬肉佬」的肉販正名叫「肉類分割技術員」,以提高行業的士氣。類似的思考套路,幾年前在另一個立法會議員,一名法學博士的口中聽過。那位議員説,坊間對「建築工人」的印象都不算特別好,引致年輕人不肯入行,於是就提議將建築工人正名「城市美容師」,好等年輕人會更想入行。
每次我看到這些新聞,都會不禁問:玫瑰的名字不叫玫瑰,玫瑰還會芬芳嗎?屎的名字不叫屎,難道它就不會臭嗎?
在香港,幾乎所有人,都以職業要去界定別人的身份。面對新相識的人,都會問「做盛行」(做那一個行業),彷彿如果我沒有職業,就好像沒有身份似的。在這個世代,我可以做一個在網上做簡單小買賣的網店主人,可以一整天都不上街,只宅在家中就賺一萬幾千過日子,這樣,我可以稱自己做「專業廢青」嗎?
香港和日本的家長,都很專業的認為,要搞好教育。因為,讀書是向上流動的唯一方法。我的母親總覺得,家境不夠好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家父當時做生意的時候,數計得不好,被騙了錢,兩老才需要這麼辛苦。於是,她很在乎我的書讀得好不好。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已經唸很多生字,要背很多動詞時式(do did done 那種),要讀很多文法。因為,我小時候已聽過,家母對我説「少時不讀書,大個做運輸」。總之,從小到大,我都知道,梁啟超先生説的那種「職業無分貴賤」,是錯的。在香港,職業有貴賤之分:專業人士最好,做醫生,做律師,做建築師,當人家介紹你的名字之後,就一定會對別人説:他是醫生/律師/建築師來的。之後就是辦公室的工作,總之,家母常説:「讀好點書,將來就不用像她那麼辛苦,日曬雨淋,可以做阿姨們做的工作,在有冷氣的辦公間開工。最下等的,就是體力勞動的工作。
到了日本讀書之後,我當然明白,職業有分貴賤。大家都知道,有些工作在「聯誼會」的時候,會很有利。像我的香港朋友,在某次聯誼的時候,自我介紹説出了中國的名字,在座的三名女生都好像對他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當大家交換名片,女孩們得知他是某家大建築公司的正社員,有一、二級建築師執照,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也做了很多大型建築計劃之後,那三個女孩就好像「生滋貓入眼」一樣,問長問短,問要不要去二次會……他就知道,職業就是界定你人生的重要工具。
可是,在日本,我感受到的是,即使是體力勞動的工作,做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在做重要的工作:如最近我很沉迷看的一位男扮女裝藝人Matsuko Deluxe,她總是在電視中説,佐川急便的速遞員哥哥很好看,又帥,身材又好。有一次,她在自己的個人節目中,找來幾個佐川急便的大隻哥哥上節目,問他們很無聊但卻會看下去的問題:如最好看的速遞員在那一區?回答的佐川急便哥哥,每個都氣宇軒昂。至少,他們不會覺得自己在做運輸,是因為「少時不讀書」(有不少佐川急便的司機哥哥更是大學畢業,有田徑部、野球部及欖球部等經驗),他們不是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下,成為運輸業的從業員。
説到底,其實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就算做體力勞動,做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而使用那些服務的人,都會帶著幾分尊重。在香港,為什麼我們的年輕人,都不想做「豬肉佬」、「廚房仔」、「貨車仔」?不是名字的問題,而是,我們由心的不尊重低下階層的工作者而已。
健吾 簡歷
80年生,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商業電臺節目《光明頂》、《903國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著書超過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東亞流行文化軟實力及多元性別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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