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張明：首先，中國目前經濟的體量已經很大了，中國跟日本一樣都是一個大型的開放經濟體，對於這樣的大國經濟而言，匯率最終應該是由外匯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的，所以我們覺得大的方向中國應該走向自由浮動。至於什麼時候走，我現在認為現在可能還需要1～2年或者2～3年的時間。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目前有這樣一個問題，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很多潛在的金融風險都在暴露出來，這個時候市場主體的信心是比較脆弱的。這個時候突然一下全部放開央行對市場的干預，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必然會有一次大的貶值。在正常情況下，這一次貶值發生之後大家的預期就會分化，就是有人認為還會繼續貶，有人認為會反彈，市場就會穩定下來。但是就像前面我講過的，因為大家現在對於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信心比較脆弱，所以一次性大幅貶值有可能會強化大家對金融體系的不信任感，誘發更大的金融風險或者資本外流。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銀行不願意短期內就停止干預，有可能是採取一個分步走的階段。在短期內，我們建議的是人民銀行擴大匯率的波幅。

　　現在是正負2%，其實每天這個波幅就已經很大了，我們並不認為短期的迫切任務是擴大每天的波幅。我們給央行的方案是：對人民幣兌所有貨幣的有效匯率，設計一個年度的匯率波幅，比如正負10%的年度波幅。在這一年內，只要匯率變動在這正負10%的區間內，央行就不進行干預，只有匯率逼近了10%或者-10%的兩端的時候，央行才進行干預。這就是一個寬幅目標區的方案。我們覺得這個方案和自由浮動有些像，但是央行會在兩邊防止匯率的超調，這可能會是一個比較適合的過渡時期的解決方案。

　　記者：1～3年以後再開始自由浮動的制度？

　　張明：對，我們覺得是這樣。在這個過度階段匯率的波幅也很大，就會使得市場主體，包括居民和企業來關注匯率風險，他們會慢慢適應匯率波動，也會去通過購買一些金融産品來對衝這些匯率波動。等他們適應了匯率波動之後，再取消波動區間，那個時候可能市場的承受能力就會更強一些。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形式或金融市場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時，匯率可以做到完全的放開？

　　張明：這個問題我覺得提的非常好。我覺得有這樣幾個前提：第一就是本輪中國經濟下行基本上要穩定住，就是中國經濟真的進入了我們説的“L型”的底部。目前來看，經濟其實還在下行，2016年增速6.7%，2017年我們判斷大概只有6.4%～6.5%，所以什麼時候經濟能夠真的企穩，這是放開匯率的第一個條件。

　　第二，就是現在中國整個金融市場，過去一些潛在的風險正在快速浮出水面，比如説未來幾年，銀行可能出現大量的壞賬。所以説在政府把這一輪銀行不良資産的風險充分消化之前，我們覺得可能這個匯率還不能完全放開。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前提最關鍵，就是經濟企穩，以及既有的風險得到大致的控制。這可能需要幾年時間，之後可能資本流動放的更加開，對匯率的管制也會下行。具體的時間很難判斷，因為這取決於我們前面説的增長什麼時候能夠穩定，以及怎麼來管理風險的節奏。

　　記者：您認為明年的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什麼？我們認為最大的兩個風險，一個是大量的資本外流，一個是房地産市場泡沫的問題，您怎麼看？

　　張明：我覺得在2017年房地産市場崩潰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當然，我承認中國房地産市場有很大的問題，問題有兩個。一個是三四線城市房地産庫存太多，消化這些庫存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如果庫存賣不掉的話，開發商和銀行就會遭遇很大的問題；另外一點就是我們一線城市的房價實在是太高，普通的年輕人、普通的家庭已經承受不起了。但是我覺得2017年爆掉的可能性不大，很簡單：房地産泡沫要出問題就一定需要利率大幅上升，使得很多人突然還不起月供，或者房價大幅下跌。但是中國目前對資本流動有管制，所以短期內央行把利率維持在比較低的水準上的能力是有的，所以短期內問題不大。但是他遲早會調整，遲早風險會出來。

　　至於第一個風險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如果2017年資本外流再持續的話，中國的外匯儲備進一步下降，到了一定時候是不是央行就會降低干預，在那個時候可能就會出現一次性的貶值，我覺得這個風險是有的。

　　在我看來明年還有另外一個風險，我覺得2017年整個銀行體系和債券市場的違約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可能會增加的更快。2016年根據我們的統計，已經有三十多家企業債券發生違約了。我們覺得2017年可能有兩個地方違約比較多，一個就是債券，一個就是銀行的非保本的理財，特別是中小銀行的非保本的理財，包括明年中小銀行的不良貸款的比率，弄得不好的話可能會上升比較快，這會成為一些新的金融風險。

　　記者：請您説一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匯率問題之間有什麼聯繫？

　　張明：匯率是一種需求管理的工具，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一樣的。其實我本人並不是很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説法，因為所有結構性改革都是供給側的，都跟供給有關係，但是他們既然造了這個詞我們也可以這樣用。

　　我最後再説一點吧！我覺得，人民幣要扭轉貶值預期，中國要扭轉資本外流，關鍵看中國政府在未來能不能推出新的、重大的結構性改革方案。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經濟目前面臨一個趨勢性下行，只有靠重大改革才能重新提高我們潛在的經濟增速。在我看來重大的改革包括什麼呢？國企改革，如何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向民間資本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如何加快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如何加快國內要素價格的市場化。這是我認為三個最重要的改革。只有這些改革得到真正的推動，我覺得大家對於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的信心才會增強，這樣對於穩定資本的流動和穩定匯率的預期都是有幫助的。這才是很正治本的策略，至於資本管制、加息，那都是短期治標的策略。

　　記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 原田逸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