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 達龍·阿西莫格魯：是哪些因素決定了繁榮國家和因陷入破産而貧窮的國家的差異呢？歷史事實證明了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 達龍·阿西莫格魯

　 在當今世界上，伴隨著市場經濟，實現了廣泛政治參與、法律和秩序的確立、財産權保障等“所有制度”的歐美和日本在經濟方面最為富裕。另一方面，像朝鮮、埃及和很多非洲國家那樣，政治權力集中于部分人手中，並從多數國民手中剝奪財富的“掠奪型制度”國家由於無法激勵民眾積極參與儲蓄、投資和發明，處於貧窮姿態。

　在以軍事獨裁為代表的“掠奪型制度”下，根據中央集權、來自海外的技術轉移、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移動等條件，像過去的巴西、墨西哥、蘇聯（現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那樣，也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水準比較高的經濟增長。

　這裡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由於不能産生實現可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創新，其繁榮無法長期持續。既得利益集團擔心創新引發的創造性破壞和新舊更替，他們的抵制阻礙了進一步增長的萌芽。

　 那麼，利用這個命題分析中國將會如何呢？與40年前相比，中國實現了顯著進步，但平常仍會出現政治上的不合理決定，同時腐敗橫行。巨大的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存在則扭曲了資源分配和機會均等。中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併發起足已追趕日本和南韓的創新？如果以20年左右的時間軸來看，中國經濟可能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富裕國家也面臨諸多問題。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阻礙了教育機會平等等包“所有制度”的維持。一部分人將過於富裕和強大，在稅制、金融管制和勞動行政等領域，將發揮其政治影響力，進而使消除貧富差距的政策舉步維艱。

　 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大規模資訊收集、日本《特定秘密保護法》的制定等，國家利用資訊化技術監視國民或壟斷資訊的舉動也令人擔憂。因為這樣的社會將阻礙言論自由、創作和創新。

　 中世紀曾以地中海貿易而盛極一時的威尼斯，在掌權的精英階層加強壟斷政治權力的過程中，實施了創建警察組織等專制政治。由於將此前沒有財産的年輕人也能參加的貿易業務進行了國營化，結果導致增長陷入停頓，同時人口出現減少。這個過去的經濟大國如今已經淪為吸引全世界旅遊者的“博物館”。威尼斯走過的道路意味著，如果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度”遭到顛覆，繁榮就可能急轉直下。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簡介
2005年榮獲被視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著有《國家為何衰落》等。土耳其出生。現年46歲。

 記者觀點：應構建適合發起挑戰的環境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經歷軍方勢力抬頭和戰敗的同時，確立了國民政治參與和法治原則，並構建了民主社會。如果説這種制度上的成功一直在支撐經濟增長，那麼，泡沫經濟崩潰後的長期低迷應該如何解釋呢？對此阿西莫格魯回答稱，“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建立有助於創新、並能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促進廣泛階層發起挑戰的環境”。不僅是美歐，日本還不得不與中國和南韓展開競爭，在思考日本的前進方向時，這是富有啟發性的看法。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亞洲部　佐野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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