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谷歌首席執行官(CEO)桑達爾·皮查伊最近獲得了1.99億美元的股票報酬。在美國企業中像他一樣領取如此高薪的人屈指可數。再看日本,且不説與皮查伊相比,就是從國際水準來看,日本企業家的薪酬也處於較低水準。英國大型人才招聘集團瀚納仕日前發佈的《2016瀚納仕亞洲薪酬指南》顯示,日本企業最高經營者的薪酬低於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的亞洲企業,與一部分國家和地區相比甚至只達到一半的水準。
瀚納仕對在亞洲開展業務的跨國企業的首席財務官(CFO)薪酬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新加坡為2660~51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5~300萬元),香港為2130~457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4~266萬元),中國大陸為1810~452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5~263萬元),均高於日本的1500~3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87~174萬元)。
從電子行業來看,中國企業CEO的年薪達到400萬元,而有的日本企業CEO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大約只有204萬元,相差近一半。
「日本原本就不重視經營者」,日本早稻田大學準教授長內厚如此表示。長內厚曾在索尼工作10年,在他看來,日本的電子産業一直認為技術産生附加價值,並不那麼重視經營手法。換句話説,日本企業更重視像「隨身聽」、「高清電視」等這樣的商品,而很少認為應該為經營決策支付高額報酬。
但是,從如今在電器店裏銷售的數位家電來看,企業間的技術差別已不大。而在這種技術水準接近的情況下,決定勝負的關鍵則取決於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推出和銷售商品等的經營決策。
日本這種過分拘泥於技術的傾向在夏普的身上也略見一斑。夏普的液晶業務曾領先於競爭對手,可以稱得上是其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而如今卻成了其核心僵化(Core Rigidity)的業務。長內指出,「夏普需要的是一個眼裏不是只有液晶業務的經營者。」
那麼,如果有日本人想走出國門,在亞洲一顯身手的話,又能獲得多少報酬呢?即使比較一下作為企業董事級別以下的部長職位(部門經理)的薪酬,亞洲企業似乎也比日本企業更具吸引力。
瀚納仕的數據顯示,汽車行業方面,中國企業為研究開發(R&D)部長(部門經理)支付的年薪有時達到120萬元。而醫療製藥行業的話,全球企業相繼進駐的新加坡或許是更好的選擇。例如選擇企業中與監管當局進行交涉或協調的部長(部門經理)職位的話,年薪最高可達24萬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113萬元),相當於日本企業的董事級別待遇。
當然,日本人在其他亞洲國家企業工作,將遇到語言等障礙。例如,比起薪酬的多少,日本人更傾向於重視工作的穩定性和在大企業就職的社會地位,這一價值觀也可能成為障礙之一。
那麼,是否有一天這種價值觀也會根本改變,並迎來薪酬差距促進人才跨境流動的時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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