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施羅德政權之前,德國的改革停滯不前,但是企業和政治家卻在沒有大幅拖延的情況下解決了困難的課題。重視「競爭」和「市場機能」的思想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基於凱爾斯主義貫徹總需求管理、推遲改革的日本與德國的不同之處。
德國和澳大利亞是重視市場機能的新自由主義的發祥地。新自由主義誕生於納粹主義和共産主義出現抬頭的1930年代,不同於凱恩斯主義,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德國的新自由主義重視與競爭秩序和社會福祉有關的國家作用,不過本質上信任自由競爭。通過德國的經濟學家瓦爾特•歐根(Walter Eucken)等人對德國戰後的政策産生了影響的該思想至今仍被繼承使用。
富士通綜研的高級主任研究院馬丁·舒爾茲(Martin Schulz)表示「一般人不相信凱恩斯主義的效果。相比之下,促進企業開展全球化業務的靈活的政策更受歡迎。例如減少法人稅等」。
日本方面,安倍晉三政權的提出「地方振興」和減少法人稅無疑有助於激活經濟。不過,對於制定新的解雇規則等勞動力流動化對策則缺乏熱情。此外政府對企業的干涉進一步增多,例如要求企業加薪等。
在難以達成財政赤字削減目標的情況下,日本再次在補正預算案中加入了經濟刺激政策。如今日本仍在推行凱恩斯政策。
關於財政健全化的社會保障改革方面,除了控制公共養老金給付額的漲幅外,日本再次推遲實施給根本性改革。厚生勞動省匯總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面也以確保財源為主要目標,控制醫療費成為其次目標。
勤奮、技術實力卓越和善於忍耐被視為日本與德國的相似之處。但是經濟思想和政策的不同使兩國經濟狀況相去甚遠。由此可見領導人肩負的責任之重。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專欄作者 平田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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