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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房價還有相當的下跌空間

20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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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永定: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銀行加成率(mark-up ratio)偏高。中國大銀行的利潤率都超過20%,而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率只有6%-7%。銀行風險規避傾向過強。不少銀行在給企業貸款時,不僅有嚴格的擔保要求,而且還壓低抵押率,不僅要求提供擔保而且還要求有聯保,不僅要求有聯保而且還要有聯保的聯保(互保)。

        此外,銀行還會要求企業支付相當高的風險溢價。這些就大大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還有,企業為了規避信貸規模控制和各種風險控制指標,利用各種通道(conduits)發展表外業務。這就提高了融資的交易成本。再有,房地産貸款以及平臺貸款大量佔用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託公司)的貸款規模,擠掉了本應為一般企業提供的資金,特別是對民營部門産生了擠出效應。後者為了生存則不得不轉向高利貸。最後,通過銷售理財産品實現的事實上的存款利息率自由化。由此可見,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並非單單是個貨幣政策問題。許多制度性問題得不到解決,即便貨幣政策放鬆了,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也依然得不到解決。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承擔了過多的目標,不應該再加上一個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定向貸款和定向降準之類的政策是否有效還優待實踐檢驗。

      記者:中國不能缺少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金融改革?

       余永定:在資本項目全部開放之前,中國必須完成相應金融市場的建設工作。如果金融市場非常薄弱,資本項目暫時就不能開放。以我國股票市場為例,如果我國股票市場很健全而不是一個「準賭場」,當然可以對外開放。但是如果我國股票市場依然存在大量的問題,那就不能輕易對外完全開放股市,而應當維持我們的現有政策,通過QFII等途徑逐步開放。

       現在中國沒有形成這樣一種所謂的利率期限結構曲線,或者是無風險利率曲線。期限結構曲線的形成是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的一個前提條件,只有建立了利率期限結構曲線,才可以為各種資産制定價格。

      我認為,在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三項改革中應該首先完成匯率市場化,然後是利率市場化,最後才是資本項目可兌換。

    記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大越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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