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日前接受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的採訪,就中國領導層重新啟動的改革進行了闡述,從改革的必要性到此次改革的力度、進度等都進行了介紹,日經中文網刊登採訪相關內容。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李揚:應當説中國過去三十幾年這麼高的增長是在一個那個傳統的體制、機制下,基於傳統的結構來展開的。這些東西其實已經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對這個問題,熟悉中國的都應該知道,從上個世紀末就開始討論,就説不可以持續了,結構要調整了。但是由於日子比較好過,經濟增長率比較高,所以大家都不想去改。其實改革這個事情説起來是比較簡單的,就是日子過不下去了就要改革。就是覺得照原來那樣子不可能持續下去了。那麼大規模的投入,這麼大的浪費,對環境這麼嚴重的污染,不能再持續了。於是改革就真正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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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李揚 |
去年一年,幾十項的改革推出。去年中國的改革有一些新的要素,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全部的改革項目都經過獨立第三方評估。中國社科院是獨立第三方,所以我們對這個改革進程非常熟悉。所有的128項(我們負責經濟和生態文明建設)改革,所有這些改革都經過了我們的評估。所以我們很清楚地知道這個改革力度非常大,當然任務還非常重。有一些東西是真正在調整。
我舉一個比較大的例子,比如説財政體制。財政改革其實涉及到三個方面,預算、稅收、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現在已經動了的是預算,稅收也在進行中。但是稅收的下一步改革因為涉及到很多問題,比如直接稅、間接稅的問題,營改增的問題,營改增擴大的問題,現在都在不斷地進行。從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也會開始調整。我們接到的任務就是準確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界定事權之後才能(確定)支出責任。
財政制度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經濟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得益於1994年那一次分稅制改革。那次朱鎔基總理帶著大家,下了決心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整了政府和企業的收入關係、政府和居民的關係,設立了我們現在推行的這套稅制,財政制度,中央和地方關係。這套制度到今天已經不太適用了,所以必須改。
這個制度改革在去年就開始啟動,因為具有全面性,而且影響很大,所以先做了。這項改動是非常大的。
對中國來説呢,還有一項改革就是土地。三中全會講了土地制度的幾個方面,其實核心其實是土地的一體化,就是城鄉一體的土地市場。集中涉及到的其實是農民的那幾個權利,宅基地的權利,承包地的權利,還有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用地的權利。
去年啟動了這個是試點,但是在中國這個體制下要變這幾個關係,實際上是要修改法律,因為是違法的,甚至是違憲的。
這裡我覺要提一提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有一個非常大的進展就是任何大的事情要依法有據。我們要不斷地處理一個問題,改革違法。因為你要改革就是因為那個不合理。但是合理不合理另説,哪怕它是不合理,也是由原來的法律規定的,是受保護的。我們不斷地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是改革要廢止一些法律。當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改革以廢止法律、使法律不能執行為代價的話,也會使得依法治國沒法落實,會覺得法不重要,法可以用改革的名義去改變。
四中全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界定,就是説當這個地方要改的時候,你如果知道要怎麼改,就設一個法。不知道怎麼改,由全國人大授權用別的一些條例來取代。
比如,上海自貿區是我們第一次使用這套依法治國的體系,就是全國人大決定在上海自貿區,三個有關外資企業的法暫時不執行。就是説,你對法律的否定是由立法機關決定的,而不是由什麼改革方案設計者決定的。
中國依法治國上一個非常大的飛躍。
土地問題上也是這樣,現在就是等著授權。在這次人大開始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一個授權,就是授權北京大興33個縣進行試點,就是在這個邏輯下做的事。這裡邊的土地就可以交易等。因為交易本來是違法的,我們現在要破這個,暫時這個法怎麼定還不太清楚,於是就先在一些地方試,這些地方原來的一些法不適用了。這樣就可以使得我們這個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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