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

         基辛格：同盟戰略本來是基於全球存在無法解決的各項問題這一事實而出現的。同盟戰略必須體現出同盟國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由此而對這種特殊的關係性進行了定義。領導者們必須在辦公室對同盟關係反覆進行評估，必須以這種評估為基礎進行修正（同盟）。

          很多同盟關係誕生於蘇聯是一大威脅的時代。如今在新的時代，威脅的內容已經不同以往。光是因為這一點，所有的同盟關係都必須重新審視。為了面對新的現實，應該以積極的態度重新進行審視。

         記者:“新的現實”之一是中國的崛起。美國如何管理與中國的關係？

          基辛格：人們必須思考近代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爭能帶來什麼。如今，技術的力量無比巨大，不可估量。因此，大國之間的一次戰爭就會釀成大災難。這個事實是（21世紀的）新要素。因為以前戰爭一直被視為（國際社會難題的）解決對策之一。

         記者：您的意思是説，應該否定像以前的英德那樣的既有大國與新興大國的戰爭，也就是説從否定“美中戰爭”的可能性開始管理？

         基辛格：沒錯。因此我想説的是，美中兩國的領導者應該都充分認識到一個現實，就是無論相互之間存在什麼問題，兩國之間都不應該發生戰爭，不僅是為了兩國人民，也是為了全人類。

         但美中兩國的文化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如何實現這一點可以説是最難的課題。這中間既存在競爭的要素，也存在共存這一重要的要素。必須把這兩種要素都牢記在心。

         記者：美中兩國的領導者在“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一點上能否達成共識呢？

        基辛格：必須達成共識。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結果會非常糟糕。

   對俄和對中關係要自問

        記者：除了美國和中國外，美國與俄羅斯等大國的關係今後會如何發展？

        基辛格：全球目前正處於巨大的變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世界正要結束，很多國家的關係需要重新進行定義。一定程度上受國內局勢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相互之間如何看待對方。我們應該在某個時間（與各個國家）討論這一點。

        記者：在這樣的時代，特朗普能否發揮強大的領導能力？

        基辛格：二戰結束時，美國處於一種特殊的位置。這種狀態雖然沒有永遠持續下去，但在一段時間裏，美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佔全球的一半以上，國際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的決策。無論什麼問題，我們都利用手中的資産解決了。

        但現在有幾個問題我們沒能做出妥善處理。而且，連在資産方面擁有獨一無二優勢的安全網都倒退了。儘管我們仍然擁有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實力。

       記者：您的意思是美國對世界的姿態也迎來了轉折？

        基辛格：我們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我們必須了解其他地區的國家，對於他們的決策也必須尊重。換句話説，美國不能決定他們的意思。對美國來説，這可以説是新的經驗。

       記者：美國的新政權今後應該致力於什麼樣的國際戰略？

       基辛格：我一直強調合眾國應該學習“大戰略”的活用法。截至目前，我們把精力都用在了解決單獨的案件上。也就是説，沒有意識到多國相互結合這種長期戰略的必要性。對美國來説，這仍然是還沒有答案的課題。

        美國的新政權首先必須要做的是（關於今後的美俄和美中關係）進行自問。問自己的問題是“他們想達成什麼目的”、“他們想妨礙什麼”，以及“對像是誰”？還有就是“為了達到目的，誰讓我們感到擔心”。

        記者：您在最近的著作中，作為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之際的想法，提倡17世紀歐洲締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的21世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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